“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受命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务，主持西南党政军各项工作。在此期间，邓小平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积极开展群众工作，领导开创了西南地区工作新局面。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关于群众工作的认识和思考，不仅在当时有力指导了我们党在西南地区的各项工作，而且对新征程上我们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仍然具有启示借鉴意义。本文基于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此作些梳理和归纳。
01“团结和依靠群众建设新西南”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所辖的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西康和昌都等省区，地域辽阔，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面对严峻复杂的局势和繁重艰巨的任务，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团结和依靠群众建设新西南”。
（一）深刻分析西南解放之初我们党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
西南地区地域广大，地理环境复杂，交通闭塞，少数民族众多，分布区域广泛，且大部分处于边疆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各民族之间、同一个民族内部之间矛盾众多，隔阂较深，冲突频发。较之全国其他地区，解放之初的西南地区敌对势力更为强大。新中国成立前后，尽管国民党军队在西南地区节节败退，但蒋介石仍有计划地置留了大批反动武装，妄图把云贵川康变成所谓“反共复国基地”。
这些残余反动分子与土匪、恶霸勾结在一起，疯狂进行破坏活动。他们还在西南各族人民中制造大量的反共宣传，造成了社会思想的混乱。加之国民党政府长期对西南人民进行压榨盘剥，留下了一个经济萎缩、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的烂摊子，失业人员众多，帮会组织猖獗，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人民惨遭饥饿、瘟疫和死亡等威胁，生活痛苦不堪。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建立、巩固和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继续支援解放战争，对主政大西南的邓小平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与考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今后的斗争要比普通的军事斗争复杂与艰苦得多，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的。”
（二）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我们党以及新生的人民政权在西南地区力量较为薄弱的实际情况
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局将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放在首要位置。进军西南之前，为补充地方工作所需的干部缺额，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由华北局、华中局、西北局和山东分局调配、招收 3.8万名干部随二野大军进军西南。但由于各解放区所需的干部均缺额较大，一些原抽调给二野的干部又补充到了其他新解放区。
面对这种情况，1949年 7月，邓小平在二野前委会议上提议组建西南服务团，并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随即，西南服务团从新解放区招收了 1万余名青年知识分子补充干部队伍。但是，与需要承担的任务相比，我们党派驻西南地区的干部队伍人员仍然不足，力量也相对薄弱。邓小平就指出：“这次去西南，主观力量从上到下都不够强，数十万军队除外，各地集中的县级以上干部约一千二百人，区村干部约五千人，共六千二百人，比一千二百万人口的江西省配备的干部多不了多少。”
即便将当时西南地区所有原地下党员、游击队以及刚刚参加革命工作的学生计算在内，干部数量依然不足。不仅如此，不少干部还存在能力不强，甚至有一些错误倾向等问题。比如，有的干部由于文化水平较低，难以适应城市工作需要；有的干部思想落后，出现享乐思想和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有的干部则对新形势与新任务认识不清，等等。
1950年 1月 4日，在重庆市军管会第一次接管干部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告诫全体同志：“必须准备在一两年内不要想过好日子”，“我们不但要养活自己，而且要养活别人。而我们的干部很少，摊子还没有摆开，工作还没有下乡，今后的困难是很大的”。因此，为了在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且情况复杂的西南地区彻底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巩固人民政权，改善人民生活，就必须改变“广大的基本群众尚待发动”的局面。
（三）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建设新西南
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之源。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认识到，要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带领群众共同奋斗。早在抗战时期，邓小平就极为重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提出“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的论断。在解放西南的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强调，取得政权以后我们更要依靠群众，任何时候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在进军西南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明确要求，必须掌握“依靠西南人民”这个法宝，老解放区干部和部队干部都要“抱着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去工作”，避免命令主义的错误作风，同时注重从本地发现积极分子、培养新的干部，“西南人民的彻底解放，只有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为此，1950年 1月 17日，邓小平在二野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提出了“发动西南七千多万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的政治任务。
7月 1日，在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29周年大会上，邓小平再次强调依靠群众建设大西南的必要性，明确提出，要完全肃清土匪特务，清除封建势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要“紧紧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和其他爱国分子，紧紧地团结群众和依靠群众，共同努力克服困难，稳步地建设新西南”。
鉴于城市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邓小平特别重视联系和依靠工人阶级。他认为：“没有工人群众，我们的工作是做不好的。如果我们不去依靠工人阶级，那就是一个根本的思想问题。”在邓小平和西南局的统一领导下，西南各地各项工作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为接下来西南地区经济社会秩序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02“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
为了谁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主政西南时期，邓小平领导西南局坚持“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把保护群众利益作为群众工作的重要着眼点，及时恢复和发展生产，重视人民当家作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一）以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及时恢复和发展生产
西南解放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经历了长期战争的西南人民，极度渴望安定和平的生活。为此，邓小平以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把稳定物价和建设交通网作为两个重要抓手，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西南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条件。
整顿金融市场以稳定物价，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的关键。如果物价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会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引发人心波动不安，发展生产和复兴经济都会无从谈起。解放之初，西南地区的金融市场混乱、物价波动等问题较为严重，阻碍了广大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的开展。稳定物价，成为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
邓小平对此指出：“我们从入城那天起，就应把领导精力转向城市，着手整理和迅速恢复被敌人破坏的人民经济生活，稳定金融市场。”重庆是当时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因此，整顿重庆的金融市场，稳定重庆的物价，对于整个西南地区经济的全面恢复具有关键意义。而在当时，由于金融投机分子疯狂倒卖银元，重庆的银元价格上涨，物价随之全面大幅上扬。
1950年 2月，重庆市场物价涨风突起，当地物价水平甚至超过了一些沿海大城市。邓小平对此指出：“如果不能稳定物价，我们就要脱离群众”。随即他领导西南财委，采取加强市场管理、严格打击投机活动、发挥国营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等多种措施平抑物价，促使与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价格逐步稳定下来，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西南地区自古以来交通闭塞，给当地人民的日常出行和物资运输造成很大影响，严重制约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主政大西南的邓小平高度重视发展西南地区交通网，加强各地联通，将建设成渝铁路作为带动西南地区发展、推动新中国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1949年 12月 31日，邓小平在西南局常委办公会上指出：“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不但可以帮助四川恢复经济，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他认为，成渝铁路的修建，“对西南和四川人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1950年 6月，成渝铁路全线开工，并于两年后竣工。成渝铁路的开通，为西南许多工业企业发展找到了出路，加强了西南地区人民同外界的沟通与交流。此外，在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西南的货币、粮食、税收等工作均由最初的困难重重、步履维艰逐渐转向平稳有序、积极发展。
（二）听取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标志着中国人民开始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为更好地听取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邓小平领导西南局按照党中央的各项指示精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认真思考和分析了在西南地区如何建设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重要问题。
在邓小平看来，各级各界代表会议是联系群众最便利、最主要的方式。1949年 12月，邓小平等先后分别主持召开工人、青年、妇女、文教等各界代表座谈会，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听取他们对接管城市、改造城市、建设城市等问题的意见和建议。邓小平强调：“无论城市农村，均须注意团结大多数人的工作，迅速与各界见面，尽快地筹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时间、内容及其形式等问题上，邓小平提议：“各界人民代表会不仅要认真地开，而且要经常地开。各县三个月一定要开一次，甚至两个月开一次，内容如征粮、剿匪等都可以，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人士。”“譬如学校可以开学生代表会议、教员代表会议，县里可以开各界代表会议，区乡可以开农民代表会议。”
在少数民族民主建政问题上，邓小平力持谨慎和稳妥的态度，提出西南各族各界都要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让代表们来讨论各少数民族人民自己的问题”，在尊重少数民族意愿的基础之上进行改革，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南局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地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纷纷建立起来。通过座谈会、协商会、联欢会等形式，我们党广泛团结了各少数民族，制定的城市接管、征粮、剿匪、减租、退押等各项大政方针得到广泛拥护和迅速贯彻，并顺利转化为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保障了各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
（三）顺应人民群众的期盼，稳定维护社会秩序，保障改善民生
西南解放之初，土匪作乱、毒品泛滥等问题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直接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 8月 26日，邓小平在中共西南军区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斗争中的‘淮海战役’。”其中他又把剿匪作为首要问题，指出：“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
为迅速扭转匪患严重的局面，西南局及西南军区部署人民解放军迅速由战斗队变为工作队，一边战斗，一边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剿匪平叛的斗争。1950年，西南共歼匪敌 85万人，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提供了安全的环境，保证了西南军需民食，也为稳定市场物价和恢复发展经济、巩固政权创造了必要条件。为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净化社会风气，在邓小平领导下，西南局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禁烟措施，先后颁布《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有力地推动了禁毒运动的开展。
同时，邓小平十分重视解决与人民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就业、劳资关系、教育、卫生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指导性的重要意见。比如，在城市失业者的就业问题上，邓小平主张分散解决城市失业难题，对国民党政权遗留的文教、公务等方面人员，“采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办法”。在劳资问题上，邓小平不仅积极落实“调节劳资、两利兼顾”的政策，而且将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视为解决劳资纠纷问题的重要方式。
在保障西南少数民族群众生活问题上，邓小平把教育作为治本之策，推动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要求“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 ，提高少数民族青年的文化水平，同时从少数民族急需的医疗保障着手，提出“培养少数民族医务干部，同时可以针对各地区特殊疾病训练专门的医务人员”。
为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在邓小平的带领下，西南地区开展了大规模识字运动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的业余教育，创办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班）、工农速成中学、工农业余学校。此外，按照邓小平和西南局的指示精神，西南各地还在改造娼妓、收容救济游民乞丐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斗争，大西南的形势稳定了下来，社会秩序逐步好转，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03“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主政西南时期，邓小平强调：“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无论是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工作，“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一）群众工作要重视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邓小平尊重实践，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听取群众意见，注重从群众的工作生活实践中总结经验，吸取智慧。
比如，团结少数民族是稳定西南必不可少的工作。邓小平指出：“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情况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差异大、隔阂深，且多分散在几千公里的边境线上，调查联系的难度大。在还未进入西南之前，邓小平和刘伯承就主持二野前委下发《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草案）》，要求全军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和宗教信仰，为部队进入西南民族地区作好准备。为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中央决定组织中央民族访问团，深入各民族地区进行访问。
1950年 6月，邓小平在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详细介绍了西南地区民族工作开展的状况和面临的问题，要求西南地区干部配合中央民族访问团，深入调查研究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及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宣传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他一再对随访问团下去调查研究的干部强调：“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同少数民族商量。”这次较为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基本上摸清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为西南局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
在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上，鉴于民族、宗教等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邓小平指出：“西藏问题（包括对于散布在西康、川西北及云南境内的藏族问题）的许多政策，尤其是政教问题，必须多方调查，提出具体意见，获得解决。”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担负进藏任务的第十八军党委成立西藏问题研究室，邀请熟悉西藏情况的专家学者，专门搜集整理关于西藏情况的资料，为进军西藏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群众工作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人民群众实际需要制定政策和方案，是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方式。主政西南时期，邓小平坚持从西南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
大西南是国民党逃离大陆前最后控制的地区，也是国民党死守的重点之一。1949年 12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大规模战斗结束后，面对西南地区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环境，邓小平等领导人没有简单照搬其他大行政区已有的条例迅速成立军政委员会，而是根据西南地区的实际，先实行军事管制，做好接管城市、建立人民政权等工作。同时，逐步筹建和设置财经、文教、检察等内部组织机构。经过艰苦的接管和剿匪工作，西南地区局势基本得到稳定，西南军政委员会遂于 1950年 7月正式成立。
面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一些特殊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
比如，当时我们党已经确定了在少数民族地区暂不实行减租、土改的方针，但是贵州苗族群众迫切地要求实行减租、土改。对此，邓小平进行了细致地分析，指出这是因为“贵州苗族中地主很少，他们绝大部分种汉人的地，而且是山坡地”，“如果不允许他们实行减租、土改，那就是大汉族主义，就是不直接照顾他们的利益”，但是如果一刀切地实行，“可能苗族上层少数地主分子不赞成”。
于是，西南局对苗区土改作了特殊规定：“凡是种的土地是汉人地主的，就实行减租、土改，而种的土地是苗族地主的，就不实行减租、土改，由他们本民族慢慢地采取协商的办法去解决。”这样既照顾了少数民族贫雇农的要求，也受到少数苗族地主的欢迎。西藏是藏族聚居的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上均有特殊性。在解放西藏的问题上，邓小平认为，进军西藏，不仅要粮草先行，更重要的是政治要先行，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
针对西藏民主改革问题，邓小平主张采取“慎重稳进”方针，“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人民有所要求时，亦将根据协议所定，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邓小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注意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的特殊性，结合不同少数民族的特点和条件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开展工作，实现了西南各民族的解放，开创了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新局面。
（三）群众工作要立足西南，同时着眼于全国大局
主政西南期间，邓小平善于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认识和处理问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西南的工作与全国的工作联系起来，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工作经验。
1949年 9月 20日，在二野及赴西南做地方工作的区、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强调了建设大西南之于巩固人民政权、建设新中国的重要性。他指出：“西南人口七千万，是全国战略的大后方，建设条件也很好，是将来的大工业区之一”，引导广大干部充分认识进军大西南对于巩固和发展人民政权的重要战略意义。
在少数民族问题上，邓小平认为，西南少数民族的人心向背对新中国政权的巩固、边防的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就西南的情况来说，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
根据《邓小平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相关内容，自 1949年 12月至 1952年 7月，毛泽东对邓小平所送文件进行了多次批示。其中大多文电被批转至中央局、全党和全国其他行政区，涉及到的许多典型措施和成功经验成为各地认真研究或参考借鉴的对象。比如，1950年 11月 7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情况。
根据在贵州、云南等苗族、彝族、汉族杂居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经验，邓小平认为，要在民族杂居地区实行土改，必须具备下列两个条件的地区才能实行：“第一，认真实行了区域自治或联合政府（在县联合政府下，也有区乡的区域自治）。第二，必须是少数民族人民大多数赞成，自己举手通过。在步骤上，应坚持先汉后彝，以促进彝族人民的觉悟。如果少数民族人民不赞成在那一地区，甚至不赞成在那一家实行时，即应坚决不实行”。
毛泽东批转了这份报告，并在给华东局、中南局、华南分局、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我们认为邓小平同志在这个报告里所提的各项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