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归流向大海

登高望远，风物长宜放眼量。今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这是我们得以回顾过往、展望将来的一个时间制高点。壮阔百年，中国青年政治信仰作为一种人类认识运动，与各历史时期激烈的社会实践相互砥砺，一方面写就了中国从屈辱走向强盛的近现代史，另一方面也绘成了中国青年探索不息、曲折发展的思想轨迹。

100年来，中国青年的政治信仰变迁，如同一条蜿蜒逶迤的长河，隐埋于历史的尘埃下，激荡于中华民族百年风雨之中，掀起了一个个壮阔的历史波澜。

“历史充分证明，只有始终高举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共青团才能形成最为牢固的团结、锻造最有战斗力的组织，始终把青年凝聚在党的理想信念旗帜之下。”2022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浑厚有力的声音在庆祝建团100周年大会会场回荡，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青年百年来政治信仰主线的概括。

纵观百年历程，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一直是发展演进的主航道，中国青年的思想河流，尽管有各种洄旋和分叉，但总是不断回归，漫出的洪水总会退回河道，毕竟东流去。真理的灯塔始终矗立前方，作为共产主义大学校，中国共青团培育引领一代代青年，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劈波斩浪，奋勇向前。

一

1920年8月22日，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八位平均年龄25岁左右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中国最早的青年团组织。

这是一次“主义的集结”。八人中，有六位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包括21岁的俞秀松、施存统，30岁的李汉俊，还有《共产党宣言》首个中译本翻译者陈望道。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南腔北调，怀揣开创新世界的热望，誓师出发。

此时，《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刚刚出版，初版1000册很快售罄，再版1000册再次被抢空。这本只有28000多个汉字的小册子，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创造信仰奇迹的思想起点。陈望道后来回忆说，《共产党宣言》让青年们懂得，判别新旧事物，“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构建的理论体系博大精深，他们把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研究成果，经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链条进行抽象和升华，最终形成了关于未来世界——共产主义的根本观点。这一理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解放的最终实现，人类彻底从支配自己生产和生活命运的异己力量中解脱出来，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跃迁。共产主义积淀了人类对美好社会追求的精华，是人类历史上最公平、最合理、最美好的社会，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 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但是，共产主义当时还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模型，在现实中并未完全实现。有人因为看见而相信，有人因为相信而看见。共产主义宏伟远景，虽然至今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无法眼见，但服膺于其真理性，认定它反映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在没有充分的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就对它予以接受同意”，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共同的信仰，让人们凝聚起来，勇往直前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殚精竭虑以成之。

二

彼时的中国，正需要这样一种众望所归的信仰。鸦片战争过后，“吾国四千年之大梦”既破，五四青年们，承命继业，自觉担起开万世太平的责任。率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以慨当以慷、舍我其谁的气魄，求经问道，上下求索。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之时，各种主义钱柜娱乐app：恣肆，各种理论交相激荡。“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

早期共产主义者都经历过艰难的寻找过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位发起人大多曾信奉无政府主义，他们的蜕变深刻而剧烈。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一支，工读互助主义主张“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这种空想色彩浓厚的思想在上世纪初，不仅得到众多知识青年的拥护，而且进行了认真的实验。1919年12月，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在北京发起“工读互助团”。正深陷“学潮苦闷”的浙江一师学生俞秀松和施存统毅然北上，参加了这次实验活动。据回忆，互助团成员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为了摆脱一切约束，他们在进入这个团体后，就宣告脱离家庭、脱离婚姻、脱离学校，在团体内“绝对实行共产”。但三个月后，劳动入不敷出，内部矛盾加剧，互助团不得不解散。这让满腔热情的俞秀松大失所望，“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情愿做个被‘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南下途中，俞秀松、施存统在上海被陈独秀挽留，进入先进刊物《星期评论》工作。这期间，俞秀松在思想上慢慢与马克思主义靠近，随后他又“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厂做工，目睹了工人被劳动压迫的实况，也认识到无产阶级潜在的巨大力量，由此完成了思想的转变。他深刻总结道：必须从根本上彻底地改造社会，部分的、表面上的社会改造是行不通的。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他们多方面帮助我了解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其中包括十月革命。我认为十月革命是解放人类摆脱压迫的唯一道路。”

1920年被称作“破冰之年”。这一年，《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诞生，社会主义青年团问世，一批先进青年经过反复辨析思索，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信仰，成为共产主义者。化雪为流，融冰成河，奔向共产主义大海的信仰之河，由此发轫启程。

三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同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即诞生。作为曾经的“五四运动总司令”，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深知青年在推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在其提出的上海建党四项实际工作中，第三项就是关于青年工作的：“需要用各种形式来组织广泛的青年，使他们参加多方面的工作。”

此时的上海，因其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地理等历史环境，已成为中国革命新的中心。全国各地许多有志改造中国的热血青年，在1920年前后，纷纷脱离家庭和学校，会聚在上海。赴华协助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基于苏联青年团组织的经验，“遂与陈独秀密商进行”，“第一步，先收罗左倾及革命性之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由此，“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起见”，同时也是为“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指派其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负责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新旧渔阳里相隔只有百米。当年，一群志同道合的“新青年”在两地之间来往穿梭，陈独秀、陈望道会过去上课，青年人也常过来讨论问题。中国共产主义的初心之地渔阳里，一头孕育了党，一头孕育了团。两地之间的这条小道，也因此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小道”。

“青年团成立之初，共产党员不管年龄大小，都参加进去。陈独秀、李达也都参加了”，施存统曾回忆说，很长一段时间，“党的许多活动都是以团的名义出现”，因为“共产党的组织当时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大家称党为本校，称团为预校。这形成了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特殊渊源。1921年6月，俞秀松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时如此表述：“社会主义青年团密切配合共产党工作，服从于党并与党一道在工人和士兵中间工作”“我们希望与老同志和师长们并肩携手在青年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把几亿人口苦难深重的中国引向幸福而快乐的共产主义制度”。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中共一大研究了在各地恢复和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问题。11月，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签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要切实注意青年运动，对青年团组织要“依新章从速进行”，“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7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

年轻的党创建了更年轻的团。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一天也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陈独秀在会上作报告指出：“今天有两个大会，一个是马克思纪念大会，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这两个大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其关系在哪里呢？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而成立”。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补充说：这“强调了团的发展方向”。

团一大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确定青年团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使命型政治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开启了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新篇章。

四

聚阳才能生焰，拢指才能成拳。一个政治组织要遵循统一的共同信仰，并非易事。从成立早期的青年团组织，到团一大的正式召开，其间经历了革命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再确认的过程。

早期的青年团只是“带有社会主义倾向，并没确定了哪一派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流派在当时非常庞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于是“意见常常不一致，彼此互相冲突”。

在诸多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政治流派中，无政府主义是最需要辨析鉴别的。作为上世纪初影响最大的“主义”，无政府主义曾经与马克思主义同路，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曾经加入共产主义小组，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由无政府主义者脱胎而来。但随着革命深入，两大思潮逐步分道扬镳，甚而公开论战。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分歧甚多，而最重要的冲突，在于是否赞成无产阶级专政。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组织和强权，尤其反对国家政府，他们描绘了无差别共产共享的美妙远景，却没有提出可行的实现路径。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在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必须成立严密的政党，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事业，达成理想社会所需一切条件。这一严重分歧在1920年党团筹建期，达到了冲突的巅峰。

信仰的含混造成组织的涣散。1921年春，随着最初热情的散去，许多地方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丧失活力，全国青年团活动逐渐陷入停滞。

广州是另一座现代经济和文化较早发育的城市，这里也经历了对无政府主义的辨别过程。1920年秋，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米诺尔和别斯林到广州组建“广东共产党”，但参加这个组织的九人，除两个俄国人，七个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此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黄凌霜领导的青年互助团并入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使广州青年团内部更加复杂混乱。当年年底，陈独秀到达广东，目睹当时的局面，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迫于陈独秀等人的坚决斗争，1921年3月，无政府主义者集体退出了广州青年团。

针对青年团的问题，中共中央局根据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派遣张太雷负责整顿、恢复青年团。

举网以纲，千目皆张。张太雷整顿工作的第一步，便是“确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不认同的离去，留下的遵从。有了信仰的统一，便有了精神的凝聚，青年团组织随后很快重现活力。到1922年5月，全国已有18个城市成立团组织，团员达5000余人。广州的情形更好一些，当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了3000余人的成立大会。这为团一大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五十年间，一股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机会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然成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领导下的青年组织名称，而这一名称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已“不甚恰当”。

1925年1月26日，团三大顺利召开，会议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便是将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勇敢地以“共产主义”命名，就是对信仰的严肃确认。会议发布的《宣言》豪迈地说：“我们用不着隐讳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最恐怖的名辞，我们正应当很勇敢地揭示我们共产主义者的真面目，让他们在我们的面前发抖。”

五

列宁曾说过，宗教信仰，那不过是精致的不结果实的花朵。而共产主义信仰作为“人间的真理”，既来源于现实，又指导现实，从而产生现实，它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过程。

团一大召开后，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团组织参与了一系列风起云涌的工农革命运动，信仰的潮水激荡起大革命的浩浩洪流。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党团成立之初，革命工作多以学生为中心展开，成员构成也以学生居多，一段时间，党员之间互称“大学同学”，而把团员称为“中学同学”。但是，随着革命深入，过高的学生成员比例对团的行动目标和能力都造成制约。张太雷就说过：“青年团在从前的时候差不多可说完全是‘学生团’，”邓中夏则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所以软弱和不能完成的重要原因，是为革命主力的工人、农民、兵士这三个群众尚未醒觉和组织起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青年只在文章上和电报上空嚷，并未到这三个群众中去做宣传和组织的工夫。”为此，从团二大开始，青年团就积极倡导“到民间去”，发动更多工农青年参与到革命运动中来。

伴随着轰轰烈烈的革命进程，信仰共产主义的队伍不断扩大。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后，安源团员总数超过100人，成为最早建立地方团委的地区之一。湖南在一年内“扩充地方团至十一处之多，几乎无县无同志”。经过五卅运动，全国团员人数由1925年1月的2400多人发展到9月的9000多人。1927年5月团四大召开前夕，团员数量猛增到37600余人。

然而，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主义信仰迅猛扩展的势头即遭逆转。随着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中国革命遭受重创，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全国有31万余人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其中包括26000余名共产党员。党员人数由五大时的近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团员从5.5万人降至1万余人。

历史有情也无情，它以最严苛的方式淘汰那些投机和懦弱分子。不是所有起初入列的共产主义者都能够坚守信仰，施存统绝望之下，写下《悲痛的自白》，宣布脱党。沈玄庐不仅投奔了国民党反动派怀抱，而且在大屠杀中充当了凶恶的刽子手。

历史无情也有情，更多的共产主义者，则始终坚守信仰，经受了血与火的淬炼。同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之一的叶天底，被捕入狱后曾写下一封绝命书，其中写道：“大丈夫生而不力，死又何惜，先烈之血，主义之花。”“我决不愿跪着生，情愿立着死！”5天后，叶天底被抬到刑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撑着几乎瘫痪了的病体，挺起胸膛，昂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疾风劲草，烈火真金。伟大信仰铸就惊人的顽强和韧性，从1927年8月到1928年7月，不到一年时间，共青团员数量从1.5万人，竟爆发式地返增到了7.5万人。

六

在剧烈的政局跌宕中，作为共产主义信仰的组织载体之一，中国共青团也经受了考验，完成了深刻的自我改造，先后纠正了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等错误倾向，明确了自己的职能定位，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先进青年组织。

中共四大通过了《关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提出：“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因共产党是这一般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指挥，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是无疑的。”这明确阐释了党团关系。此后，中共五大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条运河，党须经过这条运河，而影响到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专设“与青年团的关系”一章，开启了把党团关系写入党章的传统。

与党的五大接续召开的团的四大通过《大会宣言》郑重宣告：“从两年来的奋斗中，大会坚定地认定，本团是无产阶级青年的革命组织。他应当在党的领导之下，吸引广大的劳动青年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同时在这些斗争中养成他们的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随着党进一步厘清与团的关系，共青团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发挥更加充分，紧跟党走的步伐更加扎实坚定。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党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团中央随即召开“八一二”会议，落实党新的政治路线，号召全团跟党走上以土地革命和反对新军阀为中心的革命道路。

当时，中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八成以上。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随着土地革命的推进，共青团这条“运河”也流向农村，对青年开展革命教育，成了苏区共青团的主要工作。当时的团中央负责人任弼时曾说：“我们的团体，是一个教育机关，并非政党可比。”在苏区这个党创造的新世界，由于青年农民不断加入，共青团组织也不断壮大，到1930年10月，根据地团员发展到10万人，共产主义信仰的星火迅速燎原。

七

现代政治思想的长河，迤逦百年，有时一泻千里，有时千回百转。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青年运动遭遇了新的情况，经受了严峻考验。

此时，日寇的铁蹄踏上中国土地，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击侵略者成为当务之急。为响应党中央号召，1935年12月20日，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提出“一切爱国青年，相信共产主义的也好，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也好，只要愿意抗日救国的，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抗日救国青年团”。 1936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正式提出：“根本改造共青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形式，去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4月12日，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共青团中央停止工作，各地方共青团组织也陆续停止活动。

青年组织形式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党对青年政治工作的削弱，县以上党组织成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在革命根据地，共产主义信仰的火焰反更炽烈，延安成为无数先进青年向往的“红色圣地”。

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仅在1938年，就有1万多名青年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获准去延安。到40年代初期，延安形成了约4万人规模的知识分子群体，学历在初中以上的超过七成，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将近两成。

当时，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看着蜿蜒山路上时隐时现的队伍，由衷赞叹道：“奇迹，奇迹，这简直就是奇迹！这是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

在延安这个只有六万多人口的小城周边，中国共产党创办了30多所干部学校，让延安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学城”。在延安学什么？毛泽东的答案是“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朱德对学员说：“如果中国青年想前进而不想后退，如果中国青年想在长期斗争中不做时代落伍者，那末他就必须走上这独一无二的道路。共产主义的道路就是青年的指路碑。”

当时的中央领导都到学校讲过课。陈云曾在课上说，每个党员入党宣誓时都表示自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到底”究竟是什么意思？用上海人的话说，就是“翘辫子”。

1938年，上海颇有名气的摄影师吴印咸到延安拍摄一部反映八路军生活的纪录片时说：“我可不是共产党，也不想赤化，拍完片子就回来，谁也别想把我扣下。”片子拍完了，吴印咸主动请求留下，并递上一份入党申请书。

数据显示，抗大第四期开学时4655名知识青年中有530名党员，到毕业时，他们中的共产党员增加到3304名，占71%。陕北公学创建后不到两年，6000多名学员中就发展新党员3000多名。

革命性锻造，首先要灌注政治信仰，其次要融进工农大众。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他认为，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

延安，这座革命的大熔炉，把一个个经历各异的青年锻造成精神雄健、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其中包括冯玉祥的侄子、袁世凯的外孙、张学良的弟弟。

八

中国共产主义者信仰的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在进入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中国化、时代化，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为共产主义信仰的重要时代形态。

《新民主主义论》被视作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这篇重要著作的理论贡献，一是指明了中国革命发展道路；二是正确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历史走到了一个关键路口，这就是选择建立什么样的国家，这将通向不同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两种前途命运的斗争，其实质是两种政治思想的斗争。以毛泽东思想体系为核心的政治信仰，尤其是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随着自身不断发展完善和军事斗争上的节节胜利，为越来越多青年所拥护与追随。而国民党右派的政治信仰，因其腐败的统治，且日益远离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想，而被对其曾抱有希望的青年不断离弃，逐渐滑入低谷。到解放战争开始时，人心向背早已决定胜负，一经打响就呈摧枯拉朽的压倒之势。

共产主义信仰的高涨，让青年中涌现了大批先进积极分子，他们迫切要求进步，但其中能被吸收入党的青年只有四五十万人。而此时，政治属性淡薄的青救会已承担不起组织发动青年的责任，大部分处于停滞状态，重建共青团的工作被提上议程。

经过缜密研究和试点，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普遍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团决议标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坚决地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先进青年们的群众性组织，是党去团结与领导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是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青年的学校”。1949年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刚解放的北平举行，毛泽东为大会亲笔题词：“同各界青年一起，领导他们，加强学习，发展生产”。

九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政治思想，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主导政治信仰。九州风云在此汇聚，万千溪水在此并流！

新中国的成立不同于此前任何一次改朝换代，一般的政权更迭，已无法概括这次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要荡涤旧时代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建立起全新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新旧社会的强烈反差，首先唤起了思想敏锐的青年，他们率先站到了巩固新政权和建设新社会的前列，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土地改革、推广婚姻法，青年们都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响应、热情投入，发挥了重要先锋作用。

青年改造着社会，社会也形塑着青年。刚刚重建的中国青年团大力推动了这种形塑，各级团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尤其是紧跟党的步伐，开展了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运动，对工农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让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青年中迅速普及。到1952年年底，全国团员人数从1949年年初的19万人猛增到850万人，占全国青年人数的7%多，成为吸引青年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光荣旗帜。

1952年，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出版，团中央把它作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手册”，推荐给全国青少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深深触动了中国青年，使之超越文学创作，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当时，全国党团组织和班级纷纷以“保尔·柯察金”命名，新中国各行各业也涌现出大量“中国的保尔”。

坚强信仰爆发巨大能量。新中国成立三年后，原先满目疮痍的旧山河，就基本“收拾”完毕。195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然而，生产关系如此深刻而剧烈的革命性调整，最终只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

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经建立，立刻显示出对生产力的巨大解放。1957年年底，“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超额完成，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一个个建立起来，595个大中型工程建成投产，填补了重工业建设的很多空白。工业化突飞猛进，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的100年。

那是一个凯歌行进的年代，也是一个青春勃发的年代。新中国第一代青年建设者们，在团组织带领下，“把青春献给祖国”“向困难进军”“向荒原进军”“争做青年突击队”“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为改变“一穷二白”的中国，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冲锋在前，把最美的青春留在了祖国的每个角落。

1957年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代表们一致认为“广大团员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而辛勤地劳动着，并且把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当作自己崇高的理想”。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叫法已不太合时宜，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命名由此被确定下来，沿用至今。

十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及其设施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变革一般较快，1949年新中国成立，即迅速推动实现。但政治思想和道德、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变革则往往来得较慢，经历了一个调整涵养的过程。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新的生产关系基本调整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随之逐渐演变成型。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以雷锋精神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开始蔚然成风。

雷锋，这个普通战士，在他身上，共产主义信仰具象为新时代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1963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纷纷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共青团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全国青少年积极参与“学习雷锋”教育活动。

处于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经济基础确立后，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精神品质和行为准则。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要求人们以新的态度对待社会和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要求人们用集体主义原则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全社会开始形成助人为乐的良好风尚；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社会先进分子进一步倡导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雷锋的典型意义，在于他集中体现了共产主义精神的价值取向，是具备新型社会主义道德的理想人格。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所要求的一切精神品质和行为准则，他都默默地、一丝不苟地、全心全意地实践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人活着就是为了让别人生活得更美好”“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他用22年的生命朴素地阐释了理论家们用深奥的语言才能讲清的哲理：“我觉得人生在世，只有勤劳，发奋图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型，不仅造就了当时社会道德风尚的黄金时代，而且基本构建了新中国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思想体系。“雷锋叔叔”成为跨越时代的精神标杆，共产主义信仰以新的完备形态，成为全社会共同信奉的政治信仰。

十一

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的巨大成功，让全国上下信心倍增，对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望更加迫切。1958年先后启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加速建设社会主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的设计，在共产主义社会将实行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生产因此将进行统一组织与管理，个人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个人利益直接在社会利益之中得到实现。这样，个人劳动就不再需要通过交换价值向社会劳动转化，社会成员的相互服务也不需要通过等价交换来实现，个人消费随着产品的极大丰富，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从而实现人类在分配上的真正平等。

不难看出，无论是“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还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都是按照马列理论的愿景来描摹的。然而，真理多迈一步便是谬误。青年怀着对共产主义的真诚向往投入到社会运动中，他们感情真挚又欠缺阅历，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误读和曲解，信仰的浪潮逐渐偏离航线，冲出了河道。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三个历史转变”。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依托于思想上的正本清源。深刻的反思，首先来自思想界对社会主义的辨析：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怎样走？

1984年，邓小平同志总结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目的，就是让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适应，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发达，为实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这其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生产力得不到发展，就是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迟滞或超越了生产力水平，就是犯了政策错误。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用政治运动思维替代经济发展规律，是伪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正是在对早期实践的辨析和反思中，我们摸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冲破了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误读，正确回答了在现实国情下怎样搞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成为现阶段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总依据。

上世纪80年代初思想界一系列的思辨和争论，逐渐廓清迷雾，还原出一个真实的马克思主义。

十二

伴随着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重大调整，青年政治信仰也经历了剧烈的震荡和艰难的重生。

在青年中，一场“人生观大讨论”，异常热烈地展开。一封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表达着一代人的困惑：“什么是人生的目的？”“人的本质是不是自私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人生信条对不对？”“这是一颗真实的、不加任何粉饰的信号弹，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响。”刊发来信的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由此创下了发行400多万份的奇迹。

正本清源的暖意融动了冰封的河面，沉寂的思想之河开始破冰奔涌。敏感的大学生群体接收到春天的信号，率先走出迷茫，奋起投身四化建设。

1979年12月，清华大学化学系72班开展了社会主义制度问题的讨论。经过讨论，同学们作出了三点辨析：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某些具体政策的偏差区分开，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党在实际工作中的失误区分开，把社会主义制度与个别单位、个别党员的错误区分开，某些社会丑恶现象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在探索中逐步完善，这种完善，青年大学生也责无旁贷。在认真深入地思考后，“化72班”响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