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初至1927年初鄧小平在蘇聯學習這段經歷，是他人生中的一個重要階段，為后來的革命工作打下了理論和實踐基礎。以往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關注鄧小平在蘇學習的情況，但對於鄧小平留蘇學習與當時中國國內革命形勢發展變化、蘇聯對中國問題的態度及需要等因素的關系，目前還鮮有研究，造成這一情況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檔案資料。本文擬利用中俄雙方的檔案資料，把鄧小平的這段學習經歷放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背景下，考察國內形勢等因素對鄧小平留蘇學習的影響以及鄧小平是如何在復雜的形勢下鍛煉成長的。
一、中共對干部的需要與鄧小平赴蘇學習
中共從創建之時起，就非常重視干部培養的問題。特別是第一次國共合作形成后，隨著各方面工作的迅速展開，中共對干部的需求不斷增長。為此，中共先后派多人赴蘇聯學習，鄧小平就是在這一背景下來到蘇聯的。
早在創建之時，中共就開始組織青年學生學習外語並幫助他們赴蘇俄學習。建黨初期，中共黨員的理論水平普遍不高。包惠僧曾說過：“當時，我們對於學習馬列主義知識是太少了，我們多數同志幾乎是先當了共產黨員才學習了馬列主義。”於是，中共早期組織決定創辦外國語學社，為青年赴蘇俄學習作語言等方面的准備。1920年5月，陳獨秀和施存統、楊明齋等同俄共（布）代表維經斯基在上海辦外國語學社，楊明齋負責教俄文。同年秋，已開設英、俄、日三個班。此間，陳獨秀從維經斯基處得知，蘇俄正在籌辦旨在為印度、中國、朝鮮等國培養革命干部的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以下簡稱“東方大學”），他致信各地早期組織負責人，要求他們以最快速度，讓盡可能多的青年團員“停止一切工作來上海”，為赴蘇俄學習做准備。1921年5月，東方大學建立。同年春，劉少奇、羅亦農、任弼時、彭述之、蕭勁光等曾在外國語學社學習的學員赴蘇俄留學，他們與通過其他渠道到校的30余名學生組成東方大學中國班（后改為中國部，分多個班，主要招收中共學員）。此后，中國學生開始分批赴蘇俄學習。
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以后，鑒於東方大學已經不能滿足中國的需要，蘇聯決定成立中山大學，加速為中國培養干部。1925年3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討論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提交的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時認為，“擴大東方大學中國部或建立新的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是適宜的”。4月初，俄共（布）中央一度打算把中山大學建在西伯利亞，招收500名中國學生。但由拉狄克、布羅伊多和維經斯基組成的三人委員會認為，應該把大學設在莫斯科或列寧格勒。后經認真考量，1925年5月中旬，俄共（布）中央決定在莫斯科創建中山大學。同年秋，以孫逸仙命名的中國勞動者大學（以下簡稱“中山大學”）正式成立，由拉狄克任校長，同時招收中國國共兩黨的學員。中山大學成立后，逐漸取代東方大學中國部，成為當時中國共產黨“最高的黨校”。此外，中國學生還在列寧學校、伏龍芝軍事學院等學校學習。
由於大革命的需要，中共准備派鄧小平等留法同志赴蘇聯學習。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不斷推進，中共急需大批理論修養高、有實踐能力的干部。但是，當時中共黨員數量不多，1923年中共三大時全國隻有400多名黨員，1925年中共四大時也才有900多名黨員。而且，黨的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普遍不高，需要提高理論水平。1923年春，中共旅歐支部的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王若飛、鄭超麟等12人到東方大學學習。1925年5月，中共旅歐支部決定繼續選派干部到莫斯科學習，其中就有1920年來法勤工儉學、而后在法參加革命的鄧小平。同年8月2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主任拉斯科爾尼科夫致信伏龍芝，提出招收在法國勤工儉學的中國學生，培養具有政治素養的軍事專家。11月18日，中共旅莫地方執委會從莫斯科致信劉明儼、傅鐘，要求“劉明儼、傅鐘、鄧希賢、徐樹屏、宗錫鈞”五人“須准備在最近的期間，俟我們有信到，叫你們動身，便馬上動身”。12月9日，中共旅莫地方執委會再次致信傅鐘等人，要求鄧小平等“五人接到此信后以盡可能的速度動身前來”，“必須來此的理由前函已說明，站在C.P.及革命的利益上必須即刻來此學習”。
鑒於黨組織的急迫要求，就在法國警方准備採取搜查行動時，鄧小平等離法赴蘇。在法國時鄧小平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於鄧小平等人在法積極開展革命工作，引起法國警方的注意。1926年1月7日，法國警方得到一份關於鄧小平的報告，認為他是共產黨積極分子。據此，1月8日晨，巴黎警察搜查了鄧小平等人的住所。就在巴黎警方搜查鄧小平等人的前夜，即1月7日晚，鄧小平與其他同志一起離開法國赴蘇聯學習。上車之時，鄧小平等人接到法國警方發布的驅逐令。1926年1月7日，中共旅歐共青團執委會發出通告：“赴俄同志二十人，已決定今晚（一月七日）由巴黎起程，名單列下：傅鐘、鄧希賢”等。通告明確聲明：“他們大約不久即可回到中國。同志們！當我們底戰士一隊隊趕赴前敵時，我們更當緊記著那‘從早歸國’的口號。”
赴蘇前，鄧小平已決定服從黨的決定，努力學習知識。他在中山大學寫的《自傳》中寫道：赴蘇的目的就是“學習革命工具”，“我過去在西歐團體工作時，每每感覺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發生錯誤，因此我便早有來俄學習的決心，不過因為經濟的困難使我不能如願以償。現在我來此了，便要開始學習活動能力的工作”。對於在蘇聯的學習，鄧小平有兩方面的打算。第一是學習理論。在法國時，鄧小平就認識到“革命的理論對於我們共產主義者是必須”，感覺“對於共產主義的研究太粗淺”。因此，鄧小平決定，“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務使自己對於共產主義有一個相當的認識”。第二是訓練紀律。鄧小平認為：“我們東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頗為濃厚而且思想行動亦難系統化，這實於我們將來的工作大有妨礙。”剛到莫斯科時，同學也認為鄧小平雖“明白共產主義我們的使命和道路”，“對主義相當明了”，但“他的表現浪漫、個人主義自大自滿”。因此，鄧小平決定，“我來俄的志願，尤其是要來受鐵的紀律的訓練，共產主義的洗禮，使我的思想行動都成為一貫的共產主義化。他要“向著自新的路上走去，向著使我成就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的路上走去”。
抵達莫斯科之時，鄧小平就堅定了為革命獻身的意志。他在《自傳》中寫道：“我來莫的時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堅決地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從此以后，我願意絕對地受黨的訓練，聽黨的指揮，始終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爭斗。”
二、從東方大學到中山大學
鄧小平來到蘇聯后，便開始努力學習各方面知識。基於“改造國民黨人”的目的，鄧小平被從東方大學轉到中山大學。經過一年的學習，他的理論水平得到很大提升。
抵蘇后，鄧小平最初在東方大學有過約兩周的短暫學習。1926年1月15日，鄧小平等人抵達莫斯科，並立即進入東方大學。甫一入學，鄧小平就投入緊張的學習生活。根據鄧小平當時填寫的東方大學學員《每周活動研究成績表》，他每天學習和事務性活動的時間總量幾乎都超過12個小時。具體來說，1月19日：上課8小時﹔閱報或參考書半小時﹔讀黨團出版物半小時﹔與三人談話1小時﹔填寫黨團調查表2小時，共12小時。1月20日：上課6.5小時﹔有組織的談話1.5小時﹔孫大（即中山大學）校長找去談話4小時﹔散步45分鐘，共12小時45分鐘。1月21日：讀黨團出版物半小時﹔談話1.5小時﹔團體會議8.5小時﹔洗澡1小時﹔移居（搬家）2小時，共13.5小時。1月22日：讀黨團出版物45分鐘﹔談話1小時﹔團體會議6.5小時﹔晚會4.5小時﹔洗被15分鐘，共13小時。
在東方大學時，鄧小平比較重視兩個問題：第一是閱讀。他先后讀了《前進報》第4期、第5期，《列寧論黨》和《向導》第139期，還准備讀《論黨的組織問題》等，他希望通過閱讀提高理論水平。第二是武裝訓練。他在1926年1月19日至22日的《每周活動研究成績表》中寫道：“1、武裝訓練的規定，很合乎中國革命情形及黨的需要。2、有方法實行武裝訓練，特別是同志間互相督促，互相訓練的工作能切實做到。”事實上，這兩方面的內容對於當時的中共都是相當重要的。
為了在中共黨員幫助下改造國民黨員，鄧小平等人很快被轉到中山大學。中山大學建立時，雖然名義上是國民黨的大學，規定由聯共（布）和國民黨聯合管理，但實際上是聯共（布）領導，且從創立時起就有中共學員。更主要的是，當時蘇聯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要麼借助共產黨人使“國民黨成為近似於共產黨的激進革命的‘人民的’、‘工農的’、‘雅各賓式的’黨”，要麼“分化國民黨，由共產黨人奪取國民革命運動的領導權”。在這一方針指導下，中山大學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改造國民黨人”，其重要抓手就是要在學校裡建立“共產黨員核心”，要有足夠數量的共產黨員。中山大學的章程裡明確規定，學員中“必須有不高於20%的共產黨員核心”。而共產國際早就知道，在法國勤工儉學的中國學生素質較高，不僅具有“文化修養和起碼的政治常識，還有工齡”﹔他們“都是從工廠來的，而國內來蘇的，多是學生”。因此，蘇聯決定把鄧小平“這批人全部轉到中山大學”。1926年1月20日，中山大學校長專門找鄧小平等談話4小時。同年1月29日，鄧小平與其族叔鄧紹聖等21人辦理了轉入中山大學的手續。在中山大學，鄧小平的俄文名字是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Дозоров（伊萬·謝爾蓋耶維奇·多佐羅夫），學員証號碼為233，開始被分到第九班，后來又先后編入第一班、二班、十一班和第七班。
鄧小平在中山大學學習了相當廣泛的知識。當時，中山大學開設的課程主要有：經濟地理、政治經濟學、西方史、聯共（布）黨史、中國社會發展史問題、現代世界觀問題、俄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民族與殖民地問題、語言學（主要是俄語）等。考慮到學員回國后從事革命斗爭的實際需要，學校還開設了軍事課，講授軍事理論，進行軍事訓練，組織學員到軍事學院參觀和到兵營打靶。共產國際、聯共（布）和中共在蘇聯的一些領導干部等，也會經常到中山大學就中國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進行演講，加深學員們對課本知識的理解。此外，鄧小平還經常在圖書館等地閱讀《真理報》和中國報紙。鄧小平學習非常刻苦，根據他1926年6月16日填寫的《黨員批評計劃案》，他表示自己對功課“很有興趣”，同時認為自己通過“努力學習可以影響他人”。通過這樣廣泛深入的學習，鄧小平達到了深化理論知識的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其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形成。
對於來蘇時特別重視的訓練紀律的問題，鄧小平有了更深的認識。在學習生活中，他“守紀律”，“對黨中的紀律問題及訓練問題甚為注意”。對於中共學員非常困惑的民主集中制問題，他認為：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就是中央集權制，“中央集權制是由上而下，遇上級有命令，須絕對執行”，“民主成分不是絕對不變的，乃是可以隨環境變更擴大或縮小民主的范圍，例如在俄國革命前與現在，中國之情形皆是不能實行加重民主的成分”。對於有些黨員不認真對待工作的情況，鄧小平指出：“共產黨員一切工作皆是與群眾之接近，凡加入黨后，絕對沒有個人的意志。”經過近一年的紀律訓練，鄧小平從來蘇時“自由意志頗為濃厚”的青年，逐漸轉變為一名紀律嚴明的革命者。他在蘇聯時形成的關於自由與紀律、民主與集中的認識一直貫穿其此后的革命實踐中。他始終堅持認為：“必須貫徹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必須嚴格地維護黨的紀律，極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