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鄧小平（1904-1997），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他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誕生建立了赫赫功勛，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所倡導的“改革開放”及“一國兩制”政策理念，改變了20世紀后期的中國，也影響了世界。2014年8月22日，是鄧小平110周年誕辰紀念日，為緬懷他的豐功偉績，從本期起，本刊特設專欄以示紀念。
1997年2月19日晚，一代偉人鄧小平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時刻，雖然醫療專家全力搶救，盡管他的夫人卓琳聲聲泣喊“老爺子”，但最終奇跡沒有出現，他什麼也聽不見了。
“日子一天一天好起來了，可是他老人家卻走了。”噩耗隨著電波傳遍神州，中華兒女一片哀慟。
不幸的消息也牽動了世界的神經，華人華僑及各國政要、國際友人等紛紛表達緬懷之情，整個世界與中國同哀。
醫療專家全力挽救，卓琳聲聲泣喊“老爺子”
自從1994年春節以后，鄧小平就再也沒有公開露面了。境外的媒體至少一百次說他“病危”，他卻在京城裡自己那個四方形的院落中，過得既舒適又洒脫。可到了1997年2月鄧小平真正病危時，境外的媒體反而沒有說什麼。
隻有他的家人和黨的新一代領袖們知道這個消息。根據醫生解釋，他的心臟健康，肝脾也好，沒有老年人常見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問題發生在神經系統，這在醫學上叫做“帕金森綜合症”，是一種沒有辦法根治的疾病。“由於帕金森病影響他咳嗽，影響他吃東西，后來隻能吞咽，也影響他活動。他患帕金森症的時間也長，治了十幾年，到后來情況越來越差，再后來就是呼吸的問題了。”醫學專家吳蔚然說。
1996年12月12日清晨，鄧小平一覺醒來，覺得呼吸不暢。按照過去多年的習慣，他本應走到衛生間裡去洗臉刷牙，然后坐在一個小方桌子邊開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雞蛋。秘書通常在這時進來，把他要用的東西放在辦公桌上——眼鏡、手表、放大鏡，還有一摞文件和報紙。他把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時間花在辦公室裡。他喜歡看地圖，喜歡翻字典，有時候看看《史記》或者《資治通鑒》，但他更喜歡看《聊齋》。他喜歡打橋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經常的運動是散步。每天上午10點，護士就會進來，提醒他出去散步。可是這個早晨，他覺得自己什麼也做不了了。不停的咳嗽令他不能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無法完成他的這些活動。身邊的醫生已經不能應付這個局面，隻好把他送進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
從他的家到301醫院不過10公裡，可是在那一天，這是世界上最漫長的10公裡了。“沒有想到，他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卓琳后來這樣說。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變成一片白色。整個城市到處張燈結彩喜迎新年的到來。可是在301醫院裡，沒有一點喜慶氣氛。鄧小平的病房設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樓的頂層，他的病榻周圍總是站著很多人，還有些醫生護士進進出出，但隨身醫護人員黃琳一直守護在他身邊。
當時，中央電視台正在播放一部紀錄片。有一陣子，鄧小平的精神好一些，可以看電視，但他還是看不清楚電視屏幕上的人是誰。
“那邊，走過來的那個，”他問，“是誰啊？”
黃琳笑了：“那個是您啊！您看清楚了吧？”
他終於看到了電視中的自己，動動嘴角，笑了笑。黃琳告訴他，這部電視片名叫《鄧小平》，是中央電視台剛剛錄制的，有12集呢。他什麼也不說，隻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黃琳知道他耳背，聽不見，就俯身靠向他的耳邊，把電視裡面那些頌揚他的話一句句重復出來，這時，她忽然感到老人的臉上綻出一絲異樣的“羞澀”。 直到多年之后，黃琳還能清楚地記得那個瞬間：“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確不准確，那就是被表揚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種感覺。”
一談起鄧小平的臨終時刻，醫護人員郭勤英的眼眶就紅了。她說：“晚年，首長的病情有一些發展，行動不太方便，有時還是很痛苦的，一般人可能會難以忍受。但是，首長像平時一樣，從不向醫護人員提要求、要什麼藥，真是太堅強了。” 郭勤英清楚地記得，鄧小平的病房總是很安靜，他並沒有因為痛苦而發出呻吟，進去的人如果不注意還以為房間裡沒有病人。“我們是盡量作出努力，讓老人舒服點。這個老人從病了到最后是很不容易的”。
同樣，醫療組醫生傅春恩的心頭也無法抹去那段記憶：“對疾病本身，可以說首長是堅持到底。他總是積極配合醫護人員的治療。在搶救過程中，他是十分痛苦的，但是沒有吱一聲痛。”傅春恩還談到，鄧小平的家屬十分開明，非常理解醫護人員，也十分相信醫護人員，完全相信醫療組的治療方案。“正因為他的家屬十分配合，所以我們感到非常的得心應手，在治療方面沒有什麼顧慮”。
“首長病重期間，他的家屬與首長一樣，一點特殊要求都沒有，不干涉醫護小組的方案，小組完全可以自己做主。當然，每一套方案實施前，我們還是要請他的家屬簽字，他們只是履行形式上的手續，對我們特別的信任、放心。”據郭勤英介紹，到最后，鄧小平的血管很不好找，“很不清楚，扎針扎不准，有時扎了好幾針。這不是醫護人員的技術不行，他的生命到晚期，血管的確找不准。常常扎好幾針才找到（血管），首長也不說你什麼，從沒提出換一個人（扎針）。我們很心痛，也很佩服老人的毅力，以及他對疾病的態度”。
黃琳說：“我能體會到他臨終前還是比較痛苦的，但他一聲不吭。就是這樣，而且我覺得他很平靜。”他有時候昏昏沉沉地睡著，有時候異常清醒，還是不說話——他已經不再評價別人，也不再在意別人對他的評價。黃琳曾問他還有什麼話想說，他淡淡地回答：“該說的都說過了。”